渭南红色档案故事 响应“西安事变” 崖畔寨一门三英烈 青史永留名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澄城县，在中共澄城县委的领导策动下，爆发了响应和支持“西安事变”的各界爱国群众大游行。随后，发起武装响应。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贾拓夫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称“澄城武装响应‘西安事变’的规模冠于全省各县”。

      崖畔寨遗址内的英烈纪念碑。图片来源于澄城县委党史办。

崖畔寨武装响应

张鼎安，澄城武装响应的领导者，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宣传部长兼秘书长、澄城县委书记。其兄张绍安，澄城开明绅士，深受共产党影响。“西安事变”爆发前，张绍安刚刚被国民党省政府委任为澄城县保安大队大队长。

“西安事变”后，张鼎安策动张绍安等爱国志士武装响应。12月21日，澄城县民众大会在县城隆重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县南北多数乡镇的抗日救国会会员和民众5000多人。

张绍安在大会讲话，号召澄城人民坚决拥护张、杨通电，支持八项主张，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收复东北失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大会宣布，由各界代表成立澄城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抗日救国牺牲团。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澄城各界声援“西安事变”的义举，惊动了反动势力。当时，杨虎城部驻防大荔县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叛杨附蒋，企图围歼这支革命力量。

情况紧急，张鼎安和张绍安等商议，决定于12月21日晚间发动武装起义，带领县保安大队两个中队和抗日救国牺牲团共300多人撤离县城，开往崖畔寨。

起义前，张绍安已派保安大队中队长、共产党员潘书堂等占领崖畔寨，作为队伍的临时落脚点。

22日，起义队伍进驻崖畔寨后，张鼎安、张绍安派人分别赴陕北和西安杨虎城处联络，请求支援和进一步指示，准备东渡黄河抗日。

崖畔寨全景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崖畔寨远景。渭南广播电视台翟军侠2021年10月拍摄。

崖畔寨位于澄城县赵庄镇邵家村边，距离澄城县城25公里，东西宽200多米，南北长300多米，是清末当地百姓为躲避土匪修建的寨子。这里三面临沟，只有一条土路翻过沟，通到北门。寨子四周筑有高墙，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当时，寨内有300多户人家，粮、物积藏较多，便于部队临时驻扎。

起义队伍在寨内整顿训练，准备迎击敌人。同时，等待延安和西安的指示消息。

12月27日，寨内的抗日救国牺牲团成员转移到附近的刘家洼，继续抗日宣传，扩大武装力量。

就在寨内派人去陕北、西安联系之际，国民党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部柳子俊旅开进澄城县城。赵庄一带的反动地主头目闻风而动，与其相勾结，收买起义队伍中的叛徒，作为内应，准备攻打崖畔寨。

1936年12月30日，王保坤等土豪劣绅和地方反动势力向驻扎在崖畔寨的革命武装发动进攻。由于敌人买通内奸，内外夹击，起义部队腹背受敌，寡不敌众。

突围战中，敌人提出谈判，让张鼎安、张绍安等缴械投降，但张氏兄弟视死如归，战斗到最后一刻。

在崖畔寨事件中，张绍安、张德安、张鼎安三兄弟和共产党员袁子厚、潘书堂、刘仲棣，参加起义的张自强、张崔保、张相平、李振江、杨兴运等11人英勇牺牲，起义队伍中多人受伤。由于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武装起义失败，白色恐怖蔓延笼罩澄城。

张鼎安（左）、张绍安（中）和张德安。图片来源于澄城县烈士陵园展室。

澄城武装响应虽然在内奸与反动势力的串通下，被残酷镇压，但它牵制了国民党一个师的兵力，支持了“西安事变”，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崖畔寨事件后，进步青年张堃生、张清秀、刘振中、贾武祥、吴建初、杨兆春、张印五、雷鸣霄、张保祯、刘志汉、李育才、张俊彦（张绍安之女）等数十人，先后离开澄城县，参加了红军或进入陕甘宁边区继续战斗。澄城县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一时转入低潮。1938年5月，中共澄城县委在冯原镇吉安茶坊学校成立，澄城县的党组织得到恢复，继续领导人民为夺取革命胜利斗争。

贾拓夫题词。图片来源：澄城县委党史办提供，原图刊发在《张绍安传略》一书。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9月，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路经澄城，地方政府在县城召开群众欢迎大会。朱德总指挥和任弼时同志在大会讲话，提到“崖畔寨事件”时说，过去的事不要再纠缠了，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从此，澄城的白色恐怖才逐渐收敛，团结抗日形势有了新的发展。

1948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澄城全域。

1951年，经过法院审判，带头镇压崖畔寨起义的王保坤等被执行死刑。

1951年7月，经审判，制造崖畔寨血案反革命首恶罪犯伏法。图片来源于澄城县档案馆馆藏图书。

2005年4月，中共澄城县委把“崖畔寨事件”遗址定为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张鼎安：办农民夜校、推行“教学做合一”

1933年2月，澄城地区党的领导机关——中共澄城（中心）县委正式成立，张鼎安为第一任县委书记。

张鼎安（1903年-1936年），又名张新法，澄城县刘家洼良周村人（现属王庄镇）。1922年，张鼎安从县立第一高小毕业，考入西安省立二中。1923年，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上学期间，张鼎安与中共党员、澄城县人士王超北先后组织学生成立驱逐陕西督军吴新田的“驱吴后援会”、“五卅惨案后援会”，掀起学运高潮。

从西安二中毕业后，张鼎安先后担任中共长安县委书记、韩城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陕西省委委员、宣传部长。

照片来源于澄城县政府网站。

1931年，张鼎安担任澄城县王庄小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在王庄成立抗日救国会，创办王庄农民夜校，培养发展党员，成立中共王庄支部，领导群众抗税斗争，减轻税赋。

1934年至1935年，张鼎安在良周村、刘家洼小学教书。他系统阅读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撰写了《论意阿战争》。他与共产党员刘仲棣、张景茂创办刘家洼农民识字班，通过学习新文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农民识字班影响了一大片村庄，发展到了周边的王庄、冯原、赵庄、韦庄等乡镇。这些教育活动启迪了农民的思想，播洒了革命的种子，扩大了党的影响。

1927年，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上海山海工学团，在这些社团与学校推行“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

为了学习新教育思想，改变澄城教育的落后状况，1935年10月初，张鼎安筹集380元路费，由王庄小学校长孙次青和刘仲棣分别代表王庄和刘家洼两个学校，赴上海参观学习山海工学团的办学经验。孙次青、刘仲棣5次在工学团参观，两次和陶行知先生面谈。

1936年3月，孙次青和刘仲棣回乡。在听取了学习参观的汇报后，张鼎安在澄城首次明确提出，推行“教学做合一”的改革。

他在学校组织学生扫地种菜，美化校园；教育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号召师生和农民广交朋友，吸收贫苦农民子弟入学；推行“即知即传人”的小先生制。由澄城党组织筹款，在仁卓村盛林寺兴办了实业学校，设立养鸡场，让师生们在教学中不断实践。

张鼎安推行的这些举措，对于当时的教学产生了积极影响。他在农民中普及文化知识，也促进了抗日救亡思想的传播。

张鼎安生前写过这样一副对联：“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这不仅是他忧国忧民的心声，也是他坚持斗战、壮志云天的革命斗争精神的写照。

张绍安怒斥行贿人

张绍安（1893年--1936年），原名新堂，张鼎安之胞兄。

1916年，张绍安考入西安三秦公学。1919年休学回县，在澄城县第一高中任教,兼任学监。“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支持学生成立“澄城县学生联合会”，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县政府将镇压学生运动的校长杨射斗撤职。

1924年，张绍安任澄城县东北区民团团总。当时，澄城兵匪勾结，民团不敢围剿。他不顾身家性命，对土匪穷追猛打,将匪首俘获枪决。后因王庄驻军阎锡山(与山西督军同名)与土匪勾结,逞机寻衅,愤而离职，去朝邑县澄城人耿庄所率领的部队任职。        

张绍安（右，30多岁时留影）与夫人杨喜凤（90岁时留影）。图片来源于澄城县档案馆馆藏图书。

1927年暑假，张绍安参加中小学教师训练班。训练班不少教师是共产党员,对他影响至深。此后，他曾向中共党员王超北提出要求，希望能加入共产党。王超北请示组织后认为，其留在党外作用更大，故没有吸收其入党。

1929年,张绍安任县保卫团团长。某日,县城富商董某因有所求,趁清早无人，挟一榆林绒毯来保卫团,向他行贿。张绍安大怒,一脚将绒毯踢开,喝令董某“快滚”。财政科长赵乔午贪污作恶,与他在街道相遇，他命人当众将赵痛打一顿。

张绍安曾当会揭露伪县政府借开会糜费中饱私囊。在义合庙会上,伪县政府明令禁赌，而工作人员却暗中放赌。张绍安知道后，带人直入赌场，赌徒见状,四处逃窜。至此后，伪县政府不敢再放赌。群众道:“有张绍安在,官不敢贪,吏不敢污” 。

张绍安在崖畔寨牺牲后，他的女儿张俊彦向往革命，也参加了红军。后来，张俊艳被丈夫伤害致死，被追认为烈士。

张德安：大义赴难的张家“后勤管家”

张德安夫妻合影。左为张德安夫人刘水英。图片来源于澄城县档案馆藏书。

张德安，生于1894年。因一直在家务农，澄城县志和党史对他的记载很少。哥哥张绍安、弟弟张鼎安闹革命，他一边操务家中农事，一边当起了哥哥弟弟的“后勤部长”。

1936年12月，起义部队到达崖畔寨后，张德安给起义军送来了家里的粮食，并照顾随同而来的张家老小妇幼。在突围战中，他被枪杀，牺牲于崖畔寨。

图片来源于澄城县政府网站。

张氏三兄弟现安葬于澄城县王庄镇良周村村东的陵园里。英雄虽然逝去，但他们保家卫国、反抗压迫，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挺身而出，舍身取义的精神长存。

（渭南广播电视台 翟军侠  渭南市档案馆 任婧 ）

（ 编者按：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渭南市档案馆与渭南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采制《渭南红色档案故事》，此文为其中的一篇报道。感谢中共渭南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澄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对报道的把关审核。本文参考了原澄城县委外宣办新闻干事白忠民编撰的相关书籍，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