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档案：李云山，1942年生，17岁考入西安美术学院学习国画，20岁应征入伍，1963年回乡务农。1979年8月起担任南郑县红茶人民 公社铁匠街生产队队长，一个月后带领36户社员秘密分地。1982年，李云山不当队长开始做茶叶生意，目前赋闲在家。

　　李云山决定改变铁匠街生产队“吃大锅饭”的现状。

　　当时37岁的共产党员李云山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从部队回到铁匠街生产队已经16年了。16年来，他和社员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但“吃不饱、饿肚子”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李云山建议生产队把集体的田地包产到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耕种……他的这一“想法”在当时不仅很大胆，而且很“反革命”。

　　在铁匠街，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写标语、画板报、画毛主席像。

　　谁能让人吃饱饭，就让谁当队长

　　老百姓当时日子过得紧巴，一段顺口溜广为流传：“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三百六十天，日出东山背西山，一天一盒羊群烟。”上世纪70年代的铁匠街生产队，一个劳动日9分钱。

　　铁匠街位于陕西和四川交界处的南郑县红庙镇，早在清朝就是汉中通往四川的要道，集市贸易一度颇具规模。但上世纪60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铁匠街商贸遭毁灭性打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铁匠街生产队“用钱靠贷款、穿衣靠救济、吃饭靠返销”。

　　许多社员为生计，晚上偷着上山捡柴火，卖了换钱买油盐。白天到生产队干活就“磨洋工”——生产队长来了，大家就装模作样干活，干部走了，聊天扯闲混一天。最极端的例子是1978年，第一场雪已经下了，但生产队田里的水稻还没有割完；腊月二十八了，生产队长还带社员在地里栽油菜。

　　为了帮助铁匠街生产队摘掉“落后”的帽子，南郑县红茶人民公社指派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公社副书记胡宗贵作为驻队干部，蹲点铁匠街“促生产”。

　　1979年元旦，胡宗贵来到铁匠街。“当时正是年头岁尾，全队许多人家里却都无米下锅，大多数社员都不愿意上工。”29年过去了，现已年近七旬的胡宗贵回忆。

　　胡宗贵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召大家。他与驻队干部汪志明一起带头下田劳动，遇到苦活、累活抢着干，给社员做思想工作。

　　很快，胡宗贵发现自己的想法很失败。自己累死累活地干，但社员们并不领他的情，个别人积极两三天后，又开始和大家一起“磨洋工”了。一年下来，生产队分的粮食不够吃，而工分钱早就被大家预支光了。原来的生产队队长一气之下甩手不干了。“谁有本事能让大家吃饱饭，我们就让谁当队长！”社员的要求吓得没一个人敢当这个头。

　　“分地可能不行”

　　胡宗贵来找李云山时，李云山刚给生产队画完“工农兵大团结”。那是8月中旬的一天，天气特别闷热。胡宗贵来到家直接问他粮食够吃吗？他摇了摇头。“我来找你就是想办法的，不光是你家没有吃的了，队上的大多数人家都揭不开锅了！我和公社领导议过了，想让你来当队长。”胡宗贵说。李云山没回绝也没应承。

　　“大家考虑来考虑去，都认为你比较合适，这也是我的意思。”胡宗贵继续动员，而李云山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当时我想，这个队长可不好当！那时候全村人都吃不饱啊，到了冬天，大多人家都是饥肠辘辘挨日子！队里的牛瘦得都走不动，更不用说拉车了!”“你好好想一想，我回头再来找你。”胡宗贵撂下这句话走了。李云山在外面坐了大半夜，想了大半夜。

　　第二天一大早，他找到胡宗贵：“让我当队长可以，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上级不要干涉具体工作，只要我们的粮食能增产；另外我想把地分给各家个人去种。”胡宗贵吓了一大跳，一把将他拉进大队部里屋：“你咋能乱说呢？分地是违法的，这个可能不行！”

　　被“可能”两个字激起兴趣，李云山说：“增产的把握我是有的，你去给公社领导说吧，我同意当这个队长！”

　　1979年8月底，南郑县红茶人民公社正式任命李云山为铁匠街生产队队长。任命前，公社书记周俊义找李云山谈话。

　　李云山慷慨激昂：“让我当队长，生产队的事情就必须由我安排，我不论用什么办法，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行，你们不能干涉。答应我的条件我就干，否则我就不当这个队长。”周俊义笑着说：“你是党员，我们相信你，你的条件我都答应！”

　　时间进入1979年9月。在胡宗贵的默许下，李云山开始实施“分地到户”。他甚至想到自己最可能得到的下场——被抓起来批斗坐牢，甚至以“反革命罪”枪毙。

　　“共同保密，不得外说”

　　9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李云山约了几个在生产队里“说话有分量”的人开会。通知8点开会，人到齐时都快9点了。这天晚上的会，先从各家自留地说起，一直说到了大家种庄稼的积极性，说到了铁匠街生产队的“后进”，说到了家里老婆娃娃吃不饱、饿肚子。

　　说到动情处，李云山流泪了：“为了老婆孩子能吃饱，我们应该一起想办法。比如说，能不能像种各家的自留地一样，把地划分到各家的名下……当然，这只是个想法！大家出去千万不能乱说，说了是要出事的！”

　　这个通气会只开了不到半个小时。

　　这一夜，李云山没睡好。他一直担心有人第二天会去公社、县上告他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开会没当即宣布分地，也是他留了个心眼：风吹出去了，毕竟还没真干起来，如果有人告、上面反应很大，刹车也来得及。

　　几天过去了，公社和县上都没有任何反应，就连驻队干部也没有说什么。这样一来，李云山心里有数了。社员也很振奋，都私下向他打听，是不是真要把地分了。

　　十多天后，李云山通过秘密串联的形式，通知各家户主9月15日晚到村民肖某家议事。之所以不把“议事”地点选在生产队会议室，而是放在私人家，李云山是经过周全考虑的：生产队会议室来往的人很杂，万一被外队的人知道了不好。

　　当晚参会的36名户主出奇的准时。李云山开门见山：“为了铁匠街生产队150余口人的生活，我决定把（旱）地给大伙分了种，希望大家能支持和理解我的决定。”没有掌声，没有欢呼雀跃，但从大家的脸上，李云山感觉到，其实这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事。

　　李云山随后拿出早就拟订好的“作业组名单”逐一宣布：全队36户150多人分成18个作业组，以粮食产量给各组记工分，把地里的红苕估产后分给各家各户，由各家各户自行收获折算成口粮……

　　为了安全，李云山这次没有直接把地分到私人名下，而是以“作业组”的形式划分。这样一来，等于是把村里的旱地分到各家各户作为口粮地，全村仅剩下水田作为“大锅饭”给外面看。

　　会只开了15分钟左右就结束了。离开会场前，36个人都在一张纸上签名或摁了指印，纸上写了八个字“共同保密，不得外说”。遗憾的是，这张纸后来遗失了。

　　三批调查组都不表态

　　胡宗贵很快就从社员口中套出了“分地”的消息。他把李云山拉到僻静处问：“这可是犯法的啊，你想过后果没？”

　　李云山回答：“你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一个农民，出了问题我负责。”胡宗贵没再说什么，只反复叮咛李云山一定要让社员做好保密工作。

　　1980年3月开始春季插秧。但由于秧田没有分到户，插秧时大部分社员还是出工不出力。李云山找胡宗贵，说想把水田也分到户。胡宗贵笑了笑没有表态。

　　李云山又联系先前分地时的几个骨干农民，大家纷纷摇头，说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为安全起见，李云山把这个想法很模糊地给其他驻队干部也汇报了，驻队干部又向公社做了汇报，公社又汇报给了当时的区委书记（当时县下设区，区下为公社），但一级一级都没有表态。领导没表态被李云山认为是“默许”，最后剩的200多亩水田就这样被秘密分到了各家名下。

　　日历很快翻到了1980年秋天。让人想不到的是：往年以懒散出名的铁匠街生产队的秋收工作比1979年提前一个月完成。

　　铁匠街生产队“私分田地”的事，最终还是被人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告到了南郑县革委会和汉中地区行署。1980年5月至7月，县上和行署先后来了三批调查组，到铁匠街调查“私分田地”一事。但奇怪的是，几次调查，调查组都没有表态就走了。

　　看到这种情形，李云山也有点紧张，他对胡宗贵再次表态：“如果上级怪罪下来，我一个人担，受批斗、坐牢房有我在前面；这事与你无关，绝不会让你受牵连。”

　　“典型”光环消失

　　一切直到1980年8月才尘埃落地，南郑县组织全体干部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文件中明确提出“各地可以搞包产到户的实验”。从县上开会回来，胡宗贵拉着李云山美美地喝了一顿，据说两人都醉得一塌糊涂。

　　1980年9月，红茶人民公社各生产队，开始普遍效仿铁匠街的做法实行“包产到户”。1981年1月，南郑县召开八届人代会，决定在全县农村推行“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3年后，铁匠街从兴盛走向平凡，全国大部分农村都已经实行了“包产到户”，铁匠街的“典型”意义渐渐被淡化。也是从这个时候起，铁匠街人又开始了他们传统的商农并重模式，许多人边种地边在街边做小生意，或开个茶馆门面，或外出搞贩运。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茶叶种植，也被当地人当作一项产业拉动起来。

　　如今，29年过去了，铁匠街生产队当年的大队部早已被拆除。为36户人家“秘密分地”提供场地的村民肖某也已去世多年。和所有人家一样，肖家当年的老房子早在几年前就变成了二层小洋楼，肖家的隔壁就是李云山家。

　　走在今天的铁匠街，能找到的旧物只有一处当年生产队遗留下来的公房，房子侧墙上有一幅颜色斑驳的“工农兵大团结”宣传画。一问李云山，果然是他当年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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