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渭南县城由明光原迁至老城已经有一千四百多年，作为大门的鼓楼是明清县衙仅存的建筑，其余建筑从民国初年开始，逐渐消没在历史的尘烟中。过去的渭南县衙是什么样子，在鼓楼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鼓楼在古代是作报时用的，为使鼓声能传遍全城，就必须建造高楼，设置大鼓。渭南城历史悠久，自然离不开鼓楼。渭南鼓楼位于老城内，原军分区招待所大门上。据旧志记载，元代之前鼓楼所在位置不可考，现在的鼓楼始建于明初，为县丞吴云所建，并把它作为县衙的大门。起初并没有盖楼，只是建一个高高的平台，下面是门洞，高台上面露天放着鼓和钟。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华州大地震时毁坏了平台，次年重建，改建成城门重楼式建筑。自此渭南县衙办公和四周的居民生活都离不开鼓声，鼓声亦成为当时人们最熟悉的声音，人们依赖它安排生活作息。
重楼式建筑谯楼上额处题有“渭南县”，前有照壁一堵。外墙南面经常张贴政府榜文。北面画有形如麒麟的贪婪之兽。据说该兽能吞下金银财宝，但它仍不满足，还想吃掉太阳。此画意在警诫官员，不要贪得无厌。
衙门前两侧还有两个角门。西边一座名为“申明亭”，用来公布重大典型违法案例，劝善惩恶；东边那座名为“旌善亭”，用来宣扬“卧冰求鲤”这类孝悌仁爱的善人善事。这两座亭子兼有宣讲宣传功能，类似于当今基层社区的定期宣传活动。每逢初一、十五，知县要来这里给当地群众进行宣讲。
进门有一堵作为屏障的矮墙叫萧墙，有庄严肃穆的含义。萧墙标志着官署内外就此隔开，成语祸起萧墙指的就是事端发生于内部。绕过萧墙来到正院，“牧爱堂”牌匾就挂在正院大堂上抱厦檐下，意思是统治人民要有爱心。牧，治民也。
牧爱堂前有一牌坊，上书“公生明”三个大字，名曰“戒石坊”。戒石背面刻有“尔奉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字，以劝诫县官以民为本，秉公办事。
在正院东西两侧院落里，是被称为“六房”的六吏办公室，还有存储粮谷的仓房和存储银钱的库房。西边院子从北到南分别是仓房、刑房、兵房、工房；东边院子从北到南分别是库房、吏房、户房、礼房。东西两侧共有二十一间房。
六房是按中央六部对口而设的州县官衙办事机构。六房之公事繁简轻重不一，而以刑、户两房最为繁要。吏房，掌管官制、官规、吏胥的升迁调补，登记本州县进士、举人等在外地任官情况，功能类似现在的组织部、人事局；户房掌管户籍、财务、地亩、粮租、契税、杂税、盐务，功能类似于现今财政局、税务局、盐务局；礼房掌管学务即儒学教育、科举、礼俗、祭祀，功能类似现在的教育局、民政局、民宗局；兵房掌管武生考试、缉捕、驿站、邮传，功能类似现今的人民武装部、邮政局；刑房主管民刑案件的勘验、堂审、关押、文稿起草及归档，功能类似现在的派出所、检察院。工房掌管河道、水利、城工，功能类似现在的城建局、市政工程处、水利局。六房之每房都有房首，一般由知县委派幕宾代管，即为主之典吏，也可称掌案或总书。
牧爱堂是渭南县衙大堂，是知县行使权力的主要场所之一。主要功能一是处理政务，知县是亲民之官，事必躬亲，每日早晨应有早衙，集中佐贰官、属官及六房吏员，听取汇报，训示吏员，这就是“升堂亲事”；二是礼仪庆典，包括立春、冬至日的迎銮典、迎诏诰典、乡试会试等礼宴都在大堂举行；三是公堂审案，即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
牧爱堂有正堂五间，前檐不设大门向外敞开，是向人们明示断案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大堂虽没有门，但前檐左右都有木栅栏，右侧有鼓架和鼓，这是升堂鼓。升堂鼓一响，就预示着知县将要升堂审案了。
牧爱堂正中是知县的座椅，后屏风图案为海水朝阳图，头顶“明镜高悬匾”，背靠“海水朝阳图”，意为时刻清醒，不欺百姓，莫负国家。座椅左边靠前放着的文书小桌是刑名师爷笔录口供用的。左右两侧的仪仗架上，分别放有正印牌、回避牌、肃静牌各一对。正印牌上正反的字都是“渭南正堂”，是渭南知县的标志。肃静牌和回避牌平时就放在大堂上，营造公堂氛围。知县出巡时，也只打其他仪仗和肃静牌。因知县是亲民之官，不同于州、府、省里的官员，所以不用回避牌。
沿着大堂的中轴线向前来到内衙。内衙也称二堂，堂前匾额题为忍济堂。忍济堂也有五间，面积小，有正门。二堂可以作为知县审案后休息的地方，也有办公和审案功能，但此堂一般审理的基本都是普通民事案子。
忍济堂前有卷亭一座，东西两边各有房舍三间。西边是五知堂，右边是公用的书房、签押房。签押房因为需要签字、押印而得名。“五知堂”意为知时、知难、知命、知退、知足，它又名花厅。花厅主要是用来会见一些前来视察的上级官员和当地有名望的士绅，类似现今政府的会客厅。
继续往后走就到了知县宅。知县宅是知县住的地方。它被称为“内衙”，或称“私衙”“后衙”，属于内宅。官员的妻儿老小通常都安置在内衙居住。衙门里的衙役、书吏伺候长官只到门口为限，宅内自有官员自己的私人仆役服侍，不到万不得已，衙门的衙役书吏是不得进入内衙的。
知县宅有前门，但内衙还有一个出入口，就是衙门建筑群中轴线最北端的“便门”。“便门”乃方便之门，后来就衍生为“后门”。古代官府衙门基本上是坐北朝南，公务往来走的全是前面的大门，只有私交甚好的朋友或者自家晚辈到来，才打开后衙便门。如今常说的“开后门”或许就源于此。
进入后宅前门，最前面为书房，后面有寝室四间，左边是厢房，右边是厨房，共有房屋十二间。官员住所内家具的多少都是按入住者的品级身份提供的。官员调任时，所有的公用私用家具都要按清单归还。
西六房左边是典史衙，它的结构也是中间堂屋办公、后堂住宅格局。典史衙北侧是主簿衙，格局类比典史衙。县里二把手县丞办公的场所曾经位于中轴线忍济堂右侧。它也是前衙门、后住宅格局。诸如书吏这样的基层官吏在衙门内也是居有其屋，主要是防止他们出入衙门交结当地的豪绅，所以县衙中划出专门的院落，有专门的房舍供书吏们居住。这种房舍称为“吏舍”，位于东六房东侧。
数百年来，鼓楼作为县衙大门，不但见证了渭南的庶政得失，也见证了渭南的风雨沧桑和战火硝烟。
崇祯十六年农历十月初七，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渭南县城，从鼓楼下的门洞杀入县衙，知县杨暄因拒降被杀。不久李自成又攻破西安建立政权，鼓楼上高高挂起大顺政权的旗帜。两年后，清军破潼关，攻渭南，鼓楼上又变换了旗帜。
历经数百年风雨飘摇，加上战乱损毁，鼓楼已残破不堪。嘉庆二十年，知县李晶重修了鼓楼。重修后的鼓楼，上层为三间楼阁，房顶为重檐歇山式琉璃瓦，下层宽五丈，进深三丈，周围有庭柱。四十多年后，鼓楼遇到两次战争。同治元年，太平天国率军西征，四月二十二日经良田坡攻占县城东南塬头。太平军居高临下，察看城内虚实，火炮齐发，损毁一半渭南城墙。二十三日太平军攻破县城杀进鼓楼，知县曹士鹤、县丞戈凤文被杀。同治五年十二月三日，张宗禹率西捻军攻入渭南县城。渭南知县陶森林、把总张吉庆等携带官印逃走。这次战事，鼓楼被完全焚毁。光绪元年，知县张国钧会同县绅共同筹款，并动用差局余项，重修了鼓楼。张国钧书写“三秦要道、八省通衢”刻在大门两侧。
鼓楼见证了辛亥革命爆发，这里流淌着革命志士的鲜血。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陕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也跟随起义。西安起义成功后，张凤翙、钱鼎分任正副大统领。钱鼎自愿领兵出守潼关，率陆军中学堂学生二十八人到达临潼后派学生张世瑗到渭南县提款筹饷。
张世瑗带二十多名学生军来到渭南，交付知县杨调元一封钱鼎的亲笔书信。杨调元表示服从省军政府，并答应交出地丁银九千两，当日先交三千两。张世瑗向钱鼎报告渭南县已归顺，请其速速前进。
渭南县团练头领韩眏坤对知县杨调元交纳军饷不满，鼓动刀客严纪鹏率手下与钱鼎对抗，并谋划先扣留张世瑗，待钱鼎到后一网打尽。杨调元见韩、严二人不听自己劝说，忧心忡忡，跳井自杀。韩眏坤散布洋学生逼死县官的消息，煽动团丁们仇视西安军政府。
钱鼎东行到达渭南县衙，才知道知县已死。次日清晨，正拟邀请地方士绅商讨善后事宜，忽听外面人声嘈杂。成群的“刀客”“团丁”从鼓楼门洞里杀进，学生兵寡不敌众，相继被杀。
钱鼎与族弟钱国宝从县衙后翻墙逃出，从北城墙跳下。钱国宝身强体壮，越城河逃脱；钱鼎筋疲力尽，卧地不能动，被追上来的团丁乱刀砍死。
渭南鼓楼还见证了日寇侵华战争的轰炸。鼓楼作为县府要地，周边也遭到轰炸，曾有炸弹落在县府院内，不幸炸死几人。鼓楼并未遭到直接的轰炸，基本完好保存到新中国成立之时。
1993年重修了鼓楼。二十多年后，鼓楼失修，整体状况堪忧。随着鼓楼军区招待所搬离，鼓楼重修提上日程，相信不远的未来，我们会见到一个崭新的鼓楼。
来源：临渭政协文史
编辑：马艾莉
